生猪稳产保供是当前经济工作的一件大事。
对此，不仅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两个重量级会议对生猪生产进行了强调，新近发布的《关于抓好“三农”领域重点工作 确保如期实现全面小康的意见》，即中央一号文件也单列一节进行了专门部署。
关于生猪生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中央一号文件在表述上发生了细微变化。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表述是，“要加快恢复生猪生产，做到保供稳价。”中央一号文件则按生产和价格顺序，先提出的是“生猪稳产保供是当前经济工作的一件大事，要采取综合性措施，确保2020年年底前生猪产能基本恢复到接近正常年份水平”。
从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保供稳价”，到中央一号文件更偏重“稳产保供”，如何看待这一细微变化?
首先，从“稳价”到“稳产”，表明对生猪生产的调控内容进一步深化。这从中央一号文件要求“确保2020年年底前生猪产能基本恢复到接近正常年份水平”，也就是更重视生猪产能的“恢复”这一提法中可窥见一斑。
事实上，中央一号文件也确实提出了一揽子“综合性措施”，通过动员各方力量，来加快生猪产能的恢复。这些措施，既有压实省市县三级政府部门责任的，即要“落实‘省负总责’，压实‘菜篮子’市长负责制，强化县级抓落实责任，保障猪肉供给”，也有保障生产的，即“坚持补栏增养和疫病防控相结合，推动生猪标准化规模养殖，加强对中小散养户的防疫服务，做好饲料生产保障工作”的，还有纠偏的，即“纠正随意扩大限养禁养区和搞‘无猪市’‘无猪县’问题;既有治标的，比如“严格落实扶持生猪生产的各项政策举措，抓紧打通环评、用地、信贷等瓶颈”，让有养猪能力和意愿的人，能尽快投入到生猪生产大军中去，也有治本的，比如“加快疫苗研发进程，加强动物防疫体系建设”，通过疫苗研发、防疫体系建设，彻底解决影响生猪生产的根本性问题，增强生猪养殖者的信心。总之，所有这些工作的总方向就一个，稳定生猪生产，加快恢复生猪产能。
其次，从“稳价”到“稳产”，表明对生猪生产的调控重点更着力于标本兼治。
在恢复生猪生产中，“稳价”和“稳产”同样是“标”和“本”的关系。“稳价”处在销售端，是“标”，重点是确保猪肉价格稳定。这方面，中央一号文件有专门针对性举措，即“打击扰乱市场行为，及时启动社会救助和保障标准与物价上涨挂钩联动机制”。特殊时期要不要“保价”?当然要，不仅要，而且非常必须。在生猪产能短时期内跟不上需求，市场出现串通涨价或者哄抬肉价现象和行为时，市场监管部门必须出重拳，甚至极端情况下，可采取计划经济时代的配给制方式，确保猪肉价格总体保持稳定，让老百姓能买得起肉、吃得到肉。但稳价只是应急之举，要让猪肉价格回落，治本之策仍在生产端，即要“稳产”。只有生产上去了，产量增加了，猪肉供应充足了，猪肉价格才能真正降下来。毕竟，用非市场方法管制价格，并非长久之计。
与此同时，“稳价”还应当“支持奶业、禽类、牛羊等生产，引导优化肉类消费结构。推进水产绿色健康养殖，加强渔港建设和管理改革。”通过增加奶业、禽类、牛羊养殖等产能以及水产养殖产能，优化百姓肉类消费结构，让百姓肉食结构多元化，以此降低猪肉消费在居民肉食消费中的占比，从而从根本上稳定猪肉价格。
再次，从“稳价”到“稳产”，表明对生猪生产的调控手段更加科学。
以往，为了平衡全国各地生猪供给，活体生猪全国性调配是主要手段。人们在高速公路上看到大型运输车拉着的一车一车生猪疾驰而过，就是这一手段的生动体现。这个手段，虽然有力保证了各地居民吃上生鲜肉，但生猪疫病却因为运输原因，一出现，就会快速向全国各地蔓延。非洲猪瘟疫情在全国爆发，跨省运输是原因之一。也因为如此，记者采访中，很多生猪养殖企业负责人都建议要从“运猪”向“运肉”转变。此次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要“引导生猪屠宰加工向养殖集中区转移，逐步减少活猪长距离调运，推进‘运猪’向‘运肉’转变”。“运猪”向“运肉”转变，让老百姓食用“冻猪肉”，既可防疫，也便于增加运输量，有效解决生猪短缺地的猪肉供应，稳住猪肉价格。毫无疑问，先让一些生猪养殖大省稳产，然后通过“运猪”向“运肉”转变，提升运力，实现猪肉“稳价”，应是生猪行业调控手段正在发生的巨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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