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竞争期待公平
这次的全国两会,我们终于看到了有代表为家庭猪场发声,这是责任、远见,更是良知。如果单从市场经济、丛林法则的角度,家庭猪场可以自生自灭,怪不得谁。但大型集团企业与家庭猪场之间的竞争是公平竞争吗?
1、拿地建场是公平的吗?
2、获取贷款是公平的吗?
3、面对环保是公平的吗?
很显然,自认为是“打不死的小强”的家庭猪场并不认为是公平的,否则,就不会自嘲为”打不死……”。
世界上没有绝对的公平,只有相对的公平和制度的公平。比如,中国zui大的公平就是高考制度,富人的孩子和穷人的孩子想上清华北大,就只能通过高考。当然,这也是相对的公平,因为富人可以把户口转到北京上海,或者把孩子送到新疆等边远地区参加考试,就不需要那么高的分数。所以,追求绝对的公平是奢望,相对的公平就好。
二、制度下的必须
很多人可能忘了一个事实,我国的政治体制是社会主义制度,现在的阶段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而我国的经济体制是中国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政治的高度去审视我们的行业,才能避免我们的方向和管理是否偏离了轨道。
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是两种对立的价值观,二者的区别主要体现在生产关系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生产关系具有明确的“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zui终实现共同富裕”的本质要求和终极目标。
再进一步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经济本质进行研究发现,资本主义经济是实行资本主义私有制和少数人剥削广大劳动者的经济,而我国施行的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资本主义经济体制的特点之一是完全放任的市场经济,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由自由放任的经济向有国家政府宏观调控的经济飞跃,宏观调控是这种经济制度的职能之一。所以,能者多劳,必须是在符合社会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相对公平。
大型养猪企业市场占有率的迅猛增长,会不会带来猪肉市场的垄断?家庭猪场的迅速消失会不会导致大量的农民失业?这是必须思考和预判的问题,不能等问题发生了,再去纠错,那样的代价太大了。
三、乡村振兴的必然
随着扶贫攻坚任务的完成,“国家扶贫办”摘牌,完成了其历史使命,新的“国家乡村振兴局”挂牌,意味着国家解决三农问题进入新的阶段。
所谓"三农"问题,就是指农业、农村、农民这三个问题。研究三农问题目的是要解决农民增收、农业发展、农村稳定。党中央、国务院十分重视三农问题。2004年至2021年又连续十八年发布以"三农"(农业、农村、农民)为主题的中央一号文件,强调了"三农"问题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时期"重中之重"的地位。
我国总人口为14.56亿,其中农业户口9亿,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口为7.4亿;全国耕地面积为18.2574亿亩(2008年);人均耕地面积不足1.35亩,不足世界平均水平的40%。我国现有的这18亿多亩耕地,不但是粮、油生产的基础,而且要为全国人民提供肉、蛋、奶等副食品,所以,中国的农户并非是单一种植业的农户,生产经营形态呈多样化,如养殖型、种植型、种养结合性、休闲观光型等。这是中国可耕地资源缺乏的现实所决定的,所以,中国的农民必须通过多元化、立体化的生产经营方式求得生存和发展。
2015年,中国约有500万养猪散户退出了市场,至2020年底,国内规模场(农业农村部标准,年出栏生猪500头以上的为规模场)养猪已占比52.3%,中小户(农业农村部标准,年出栏500头以下的为中小养殖户)饲养占比则为47.7%,大型规模养猪企业和家庭猪场的比例结构发生了很大的逆转。显然,在国家大力支持生猪养殖复产政策的大环境下,在生猪行业生产经营模式转换的背景下,家庭猪场现有生存和发展模式遇到了空前的瓶颈和挑战,如不能尽快突破瓶颈并获得政策的支持,建立可持续的造血能力,家庭猪场将在新一轮的竞争中被大量淘汰,大量从事生猪养殖业、相关流通业、养猪生产资料业的从业人员将失业,给社会的稳定带来很大的隐患。
四、我们的期待
1、做好生猪产业战略规划,从制度上确立家庭猪场的地位;
2、完善土地流转政策,让家庭猪场可以公平的获得养殖用地;
3、推动普惠金融,建立专门平台,拨付支持家庭猪场的专项金融;